正如《失去的地平线》一书所描绘的那样，香格里拉——云南迪庆还有着中西方宗教的古老对话。这是一次对话，也是一次对撞。在迪庆腹地澜沧江边，修建有一座法式天主教堂，教堂周围林木葱宠，果树参天，结果时节，果实累累，并种有法国葡萄，且用以酿造葡萄酒。这就是远近闻名的天主教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云南铎区主教堂。除茨中教堂外，迪庆境内还有小维西教堂(辖分堂2所)、维西教堂(辖分堂1所)等。

　　另据英国基督教正旬节会资料载 ，1913年英国五旬节会美籍牧师禄尔荣全家抵维西传教后至1920年，维西县有教堂l座，有受教牧师及布道1人，受餐信徒15人;阿效子(今德钦县城)有宣教牧师2户，另有一女士。而基督教教堂建筑与境内其他民居无差异，仅在屋顶竖有一醒目十字架而已。

　　这就是说迪庆州境内有天主教、基督教传播，传教士中有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等。

　　天主教传教士率先于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进人迪庆活动。这一时间比基督教传入的公元1913年早半个多世纪。

　　鸦片战争以后，国外教会伴随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加强了对中国的渗透。其中有一大批传教士不择手段地摸索进入西藏腹地传教的途径。

　　清道光二十六年天主教罗马教廷将中国藏区划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区并于第二年派教士罗启帧抵巴塘，旋被逐出。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罗启侦改名罗勒拿同另一法籍传教土肖法日乔装商贩混入西藏察互龙，意欲在此建立据点也未获准。他们就来到德钦县内传教，之后便建立了教堂，发展了信徒。

　　公元1861年，《北京条约》签定后 ，天主教派立即开列7名进西藏的传教士名单并要求清政府尽快颁发进藏护照。进藏途中因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强烈抵制及清政府部分官员的限制，被迫退回到巴塘。后来其中的传教士顾德尔、丁德安沿澜沧江、怒江南下进入迪庆德钦、维西传教并建立西藏教区云南铎区。

　　迪庆作为出人西藏的门户，地极边僻，民族杂居，极利于进人西藏，因此外籍传教士很早就盯上了这块地方，同时由于该地区民风较为淳厚，清政府及藏政府的禁令都一时难以达到，因此在传教过程中能收到一定效果，这些都是天主教云南铎区主教堂得以在迪庆建成的一些原因。

　　但即使有上述一些利于传教的因素，传教士在这一片也做到了广交朋友、馈赠礼品、学习藏文、藏语，并将经课、经书、宣传品用藏文译释，开办教会学校，他们的成绩仍很不理想。据光绪二十年(1894年)茨中土弃钱四栋呈文：“查顾教士同任司铎在该处设教堂十余年，并无居民从教。其左右伺应供役者，仅数名川民，该处蛮夷人等，大都格格不人。”

　　在传教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西方传教士传入的是天主教等符合西方民族心理的宗教，他们的救世主很难被藏族人民接受，再加上教士以救世主姿态出现，他们的高傲和固执是藏族人民很难接受的;另一方面，由于传教士专横跋扈，借势压人，激起了捍卫宗教和民族尊严的多种感情，因此激起民怨是势所必然;再加上外部势力的诱导，因此发生了“阿敦子”教案等多起教案与迪庆人民的反洋教武装斗争。经过这一切，双方的冲突渐趋缓和，驻在迪庆的洋教士开始学会与民间相处的正确方法。他们改变了一贯傲慢的做派，明白了依仗武力和权势推行强权政治的不可行性，必须与当地民众相融合。但是，入教人数依然不多，于是天主教的发展方向偏向到澜沧江迪庆段下游，传教工作在傈僳族聚居区内活跃起来。

　　这场东西方宗教的碰撞在香格里拉最终演化为一些教训，同志也导化出一种分寸。上帝的迷途羔羊仍在佛说的祗园里觅食，强扭的结果丝毫未能改变原先的执著。经过碰撞，距离被清晰地显现出来，扩大还是缩短都有赖于双方的努力。

　　认清了自己的缺憾实际上就可能与环境合谐。经过教案的敲打，传教士们学会了调整自己，于是后一时期的传教也就有了回报——岁月己带走了传教士们当年的身影，但今天山民们仍在大山深谷里用他们甜美的歌声，一遍遍唱着给主的赞美诗。这美妙的歌声与山谷是那样谐调，与山谷之外的佛音一样飘荡在白云的下面。

　　历史用过去昭示着未来，香格里拉的和谐里不排斥一个学会调整自己的宗教徒，但绝不容忍一个手持武器的强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