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大峡谷中，只有大家庭，才能富起来。”这是在鲜水河大峡谷中，走婚人白马罗布对我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把其中的“富起来”换成“生存”更符合他的本义。他的话表达了大峡谷中人们的生存信念。

　　“只有大家庭，才能富起来”类似的话在我环绕大香格里拉考察时，一再出现。它像一段旋律，盘旋在大香格里拉的高山峡谷间……

　　说起“走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泸沽湖畔的摩梭人，但绝没想到在距泸沽湖数百公里之遥的鲜水河大峡谷中还保留着比摩梭人更原始的走婚制度。人们会问为什么在这样两个地方、在这样两个不同的民族中保留着同一种婚姻制度?它们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呢?

　　从地图上看，鲜水河位于雅砻江的上游，是雅砻江最长的一条支流;围绕泸沽湖的前所河，先是汇入理塘河，然后在木里县的下麦地乡注入雅砻江的下游。因此尽管泸沽湖与鲜水河相距很远，但它们都属于雅砻江流域。

　　我们知道大江大河是文化的摇篮，文化是沿着江河传播的。

　　我猜想：既然鲜水河与泸沽湖分处雅砻江的上下游，那么这两处的走婚制度应是有联系的，也许过去走婚这种制度曾经遍布整个雅砻江流域或者更大的范围，只是后来被其他文化的婚姻形式覆盖和淹没了。这是真的吗?

　　为了破解这个秘密，我们驱车走访了鲜水河大峡谷和泸沽湖。

　　车从道孚县城出来，沿鲜水河一路向南。河水碧绿碧绿的，像翡翠在流淌。大香格里拉地区的江河颜色是变换的，在旱季，河水大部分来自雪山和冰川的融水，含沙量很小，河水清澈、透明;到了雨季，降雨侵蚀坡面，带来大量泥沙，河水就变得浑浊了。时值4月中旬，正是旱季，虽然高原上的花还没有开，草还没有绿，但山脊上的雪是白的，江水是绿的，扑入视野的是无边的美景。

　　在鲜水河峡谷中生活着几千扎坝人，他们分布在道孚县与雅江县交接处的几个山乡中，至今还保留着走婚的习俗。我们的目的地是亚卓乡的巴里村。

　　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位18岁的年轻扎坝人——白马泽仁，他带着一个宽边大礼帽，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子，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他能说汉语，当我们停车问路时，他热情极了，并且极愿意和我们谈“走婚”这个话题。谈起走婚来，他说：他15岁时就开始走婚了，那是他收购“松茸”时认识的一个姑娘……当我们问他现在的女朋友是谁时，他转身指了指河对岸高山上的一个寨子“就在那个村子里”。我抬头望去，那座山寨坐落在海拔4千多米的大山上，离河谷至少有近千米的垂直高度，到那个寨子去不亚于一场登山比赛。

　　“你多少时间去看你的女朋友一次?”我问他。

　　“一周大概去两三次吧。”他抬头看了看对面的大山，回答说。

　　“你为什么不把姑娘娶回来?”我又问他。

　　“不好，不好。那样就不自由了。”他连连摇头说。我很难想象白马泽仁每晚到那么远、那么高的山上去约会他的嘎依(当地人对走婚对象的称呼)，在一夜情谊之后，天还没亮时，就得离开，踏上归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仅仅是传统吗?

　　带着疑问我们随白马泽仁来到了巴里村。所谓村就是8、9户人家。房子完全是石砌的，高达四五层，错落有致，特别是有两户人家的房子围绕着高高的古碉楼兴建，高大、厚实、壮观，有如欧洲的城堡。村子在河边的阶地上，周围大山林立，可耕种的土地极少。

　　女主人卓玛拉姆，62岁，有4个孩子;其中大女儿和小女儿都到山里去采虫草了。只有儿子、二女儿和女主人的哥哥白马次来在家。这是一个典型的“无父无夫”的母系家庭。

　　白马次来告诉我，女主人的4个孩子有两个爸爸，大女儿有一个爸爸，其他3个孩子有一个爸爸。

　　“你走婚吗?”我问白马次来。问得有些贸然。

　　“是的。” 他说。他回答得有些迟疑。因为白马次来还不知外面的人怎样看“走婚”。

　　我又问他有几个孩子，他说有3个。

　　“你去看这些孩子吗?”我问。

　　“一年去看两次，今年去了小女儿家，带了点吃的——包子。”他答道。

　　这些和泸沽湖一带的摩梭人的母系社会没有什么差别。男人不管自己的孩子，只在家里照顾自己姐妹的孩子，舅舅承担爸爸的义务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一直以为由于血缘关系，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别人的孩子是一种天性，是一种很自然的东西，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天经地义。但是在巴里村，这种观念改变了：我们以为是天性的东西，不过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罢了。

　　“你妹妹的孩子和你的孩子，你更爱谁?” 我问白马次来。

　　“一样的”。他说。

　　“假设你的孩子和你妹妹的孩子被劫持，只能领回一个，你要哪一个?”我又问他。

　　“两个都要。” 白马次来说。

　　“不行，只能选一个。”我说。

　　他低下了头，不停地拨弄火塘里的火，过了一会，他说：“把妹妹的孩子领回来，自己的放弃。”

　　“为什么?”我问他。

　　“妹妹的孩子要养我一辈子，我自己的孩子不养我。”他说。

　　白马次来说的好像是一个养老问题，实际上有感情的成分，和妹妹的孩子整天在一起，也许超过了对自己孩子的感情。

　　离开卓玛拉姆家，白马泽仁邀请我们到他家去。

　　我们见到了白马泽仁的姐姐和姐夫白马罗布。我问白马泽仁，“这里不是走婚、无父无夫吗?为什么你有姐夫?”

　　白马泽仁告诉我：“现在计划生育抓得紧，生小孩必须要结婚，领结婚证，固定一个丈夫，否则要重重地罚款。”

　　这里的走婚妇女，现在都领了结婚证，证上写明了丈夫是谁。但是这些 “夫妻”，并不住在一起，各住各的家。

　　我在想：这些领了结婚证的“夫妻”，还能像过去一样变换走婚对象吗?显然他们受到了约束，他们变得有些像真正的夫妻了。

　　这使我记起一位朋友的话：“走婚在婚姻法面前挺立了几十年，但被计划生育打垮了。”

　　白马泽仁的姐夫几乎天天来看自己的孩子，给孩子买各种用品，同时他在自己的家里还得承担抚养、照顾姐姐孩子的责任。

　　“走婚好还是结婚好?” 我问白马罗布。

　　“走婚好，不累，没负担，结婚太累，一个人什么都要搞，要挣钱、种地、盖房子、养娃娃，吃不消。”他不假思索地说。

　　“走婚最大的好处是住在母亲家，不分家，大家一起干，有种地的，有搞运输的，有上山捡虫草的，在这大峡谷中，只有大家庭，才能富起来。”他说得激动起来。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启示我去认识大家庭在大香格里拉地区的重要性。

　　晚上，我们来到女主人“热戈”家，住在她家二楼的地板上(藏房一楼都是养牲畜的)。热情的女主人给我们拿来了厚厚的藏毯，让我们铺在下面，当我们一个个都钻进睡袋时，才发现白马泽仁、泽仁马姆姑娘、还有两位年轻人，一个也没走。他们整整齐齐地坐在一条长凳子上，看我们睡觉。眼前的情景，我觉得有些滑稽，我知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彼此感到新鲜。他们觉得我们新鲜，比如：我们睡在袋子里，结婚就娶一个老婆等;我们觉得他们新鲜，比如：他们走婚，老婆、丈夫在别人家里等。

　　我在想：我们之间这种生活方式上的重大差异是怎样造成的，为什么是我们给他们发“结婚证”希望他们改变;而不是他们给我们发“走婚证”希望我们改变?为什么在一夫一妻的汪洋大海中，“走婚”仅存于鲜水河大峡谷和泸沽湖周边这样两个孤岛上?为什么这两个区域像被飞机空投一样孤零零地在那里，相距如此遥远